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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大多準備不足，超過一半的校長不信任支教者

    一名利用假期從上海到山區(qū)短期支教的大學生，發(fā)現山里娃的英語發(fā)音不準，調查一番后，“小老師”很快找到了原因——鄉(xiāng)村教師的發(fā)音有問題。于是，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很認真地幫孩子們矯正發(fā)音。

    豈料，就在支教隊回上海那天，臨別時中學校長私底下對支教隊的另一名成員、同為“山里人”的董亞寧倒起了苦水：“教英語的老師現在麻煩大了，孩子們都不服他，都說他讀音不準……可我們這里就這么一個英語教師呀！”

    這不是董亞寧第一次聽到被支教對象對大學生支教活動的抱怨了。

    支教大學生大多準備不足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董亞寧現在是同濟大學機械學院的研三學生，來自全國聞名的高考狀元縣——甘肅省會寧縣，讀大學時接受過浙江一位企業(yè)家的資助，懷著一顆感恩之心，他在學習之余經常參與一些公益助學活動，后來專門成立了一個公益助學組織——“千里草助學計劃”。

    從大一開始，董亞寧就利用寒暑假的時間在甘肅等地進行一些短期支教活動，期間也接觸了不少大學生短期支教隊伍，他發(fā)現，“大學生的積極性都很高，接受支教的孩子也很開心，但是也有不少‘隱患’”。

    細心的董亞寧首先注意到一些質疑的聲音，有人問“這群塔尖上閃耀的麥芒在短短兩周里，能給鄉(xiāng)村的孩子們帶去什么”，有人評論“大學生短期支教是一場鄉(xiāng)村假期旅行運動”，有人說“很多孩子都是在‘被支教’”，也有人坦言“學校疲于應付而又不好意思拒絕大學生”……

    董亞寧并沒有一聽了之，為了深入探究目前大學生短期支教存在的問題和原因，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從2009年12月開始，依托“千里草助學計劃”，展開了一系列調研，希望能夠探索出科學有效的模式，為大學生團隊開展短期支教活動指引出路。

    董亞寧的團隊選取了3支大學生支教社團在甘肅成縣及會寧20所學校短期支教項目點的400名中小學生、40名教師、100名大學生志愿者以及兩個相關政府部門、兩家基金會為調研對象。

    調研結果發(fā)現，目前大學生短期支教現狀果然不容樂觀：近73%的大學生把支教當作一堂必修課來看待，但就是很難聯系到愿意接受的學校；近62%的校長坦言先前支教的大學生給學校帶來了些不良影響，致使他們不再信任大學生支教，不得不找借口來推脫；78%的受教學生為大學生哥哥姐姐“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感到遺憾和苦惱。

    就支教大學生團隊而言，在支教前期，團隊準備往往不足半月；團隊的支教地點變更快，有80%的團隊每年更換支教地點；有55%的支教團隊每次支教超過15人，造成學生少、大學生志愿者多的情況；支教的具體內容是臨時決定的，有80%的團隊采用的是邊教邊備課形式；支教大學生團隊主要以在校的本科生為主體，90%的支教大學生團隊以大一、大二的學生為主，社會實踐經驗尚淺。

就支教大學生志愿者而言，近80%支教大學生在支教前沒時間準備支教內容，其中大多數由于寒暑假支教前期準備與準備期末考試相沖突造成，缺乏準備給支教大學生造成了心理壓力，使他們無法適應從一個學生到老師的角色轉換，站在三尺講臺難以開口、不知道教什么、控制不了課堂紀律等等；支教大學生近90%只參與一次支教，并且支教后再不過問；86%的支教大學生不明確支教的內容；65%的支教大學生對當地環(huán)境不適應、與當地受教學生和其家長溝通不暢等，在偏遠山區(qū)及高原地表現尤為突出。

    多數受教學校認同支教行動但也有顧慮

    而另一方面，雖然95%的受教學校認同大學生短期支教，并表示支教有效果，但調查表明，大學生短期支教也給受教學校增加了不少負擔，增添了不少顧慮。第一，受教學校需要花精力和時間為大學生支教提供條件；第二，受教學校對于支教后期有不少的顧慮，95%的受教學校擔心支教后新學期校方教學困難，85%的受教學校擔心支教后新學期受教學生上課會不專心，95%的受教學校擔心支教后新學期未受教學生會跟不上正常課程或有心理負擔，這些都給學校接下去的教學造成壓力；第三，在支教期間，100%的學校擔心受教學生的安全問題。

    雖然有68%的受教學生在支教后認為學到了知識，并且有95%的受教學生表示喜歡大學生教學，但是短期支教對于受教學校的學生來說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有60%的受教學生在接觸到大學生教學后感覺到自己學校的老師教學水平不高；78%的受教學生認為平時學校上課相比支教期間上課很沒意思；由于支教期間所學內容與下一個學期的教學內容重復，有48%的受教學生有下學期上課不用認真聽講的想法；有85%的受教學生對所教內容不感興趣，被動地接受短期支教所教內容。

    對城里去的支教大學生，很多當地校長心里都犯嘀咕：有的支教“小老師”好心地想讓孩子們接受素質教育，于是在上課時組織做游戲；有人索性扔掉課本，即興發(fā)揮；也有人上課講到興頭上，帶著學生走出教室……“結果，大學生們走了，我們學生的心也散了，上課時會要求老師帶著出去走走看看。”

    還有的大學生在上課時，給孩子發(fā)獎品；有的帶去電腦，用上了多媒體手段……這些教學條件和能力，支教者有，當地學校和老師沒有。“他們一走，當課堂恢復到老樣子，孩子們心理落差很大。”

    農村的孩子傷不起，大學生短期支教應找到科學模式

    發(fā)現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問題。董亞寧沒有停留在調研階段上，而是考慮如何能夠更好地開展大學生短期支教活動，事實上，他所發(fā)起的“千里草助學計劃”就一直在探索一種科學合理的短期支教模式。

    “傳統的短期支教選擇地點往往是離家鄉(xiāng)很遠的貧困地區(qū)或是學校附近，而千里草助學計劃模式選擇了在回鄉(xiāng)支教的理念下開展大學生短期支教?；剜l(xiāng)支教就是大學生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甚至回到自己的母校開展支教活動。”董亞寧自己這幾年都是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進行短期支教。“大學生支教的經費往往有限，而寒暑假回家的同時可以開展支教項目，一舉兩得；而且回鄉(xiāng)支教的大學生都是當地人，可以用家鄉(xiāng)話與孩子們溝通，對于孩子們來說有一種親切感，很容易與孩子們交流，也容易得到家鄉(xiāng)鄉(xiāng)親們和教師們的認可。”

而針對短期支教大學生志愿者缺乏培訓和管理困難的問題，千里草助學計劃模式運用了“太陽幣計劃”管理和培訓大學生志愿者，設置各種任務，大學生志愿者完成任務后，將獲得相應的“太陽幣”積分，達到一定積分后方可申請參加短期支教或申請組隊開展短期支教。在這個環(huán)節(jié)中，可以“過濾”掉那些憑一時沖動加入的人——“農村的孩子傷不起，很多城市大學生不明白這一點，有些人還真是不去為好。”

    董亞寧的團隊還通過大量調研并請教專家，根據山區(qū)兒童特別是留守兒童的特點，編寫了一套《微笑成才五部曲》教材，分為自我認知、道德養(yǎng)成、智力培養(yǎng)、人生導引和探索實踐五個板塊，而且課時也符合短期支教的特點。更重要的是，支教大學生還會把教材、教案以及教學理念留給學校的老師，并聘請骨干教師擔任項目點負責人繼續(xù)推廣《微笑成才五部曲》，“原本作為服務對象的老師，將轉換成提供服務者，將‘支教’繼續(xù)延續(xù)下去。”

    2010年8月，董亞寧帶隊首次在隴南災區(qū)土蒿小學、葦子溝小學、宋坪學校及南康學校開展《微笑成才五部曲》項目，又于2011年2月在甘肅會寧八里中莊小學、土門鄉(xiāng)中心小學及八里陳去小學3所學校開展，項目期間邀請當地教育部門相關負責人、老師、家長及學生參與到實踐教學活動中來，不論項目前期籌備、實施過程，還是后期保障機制，都相當順利。

    “我們是設想把千里草助學計劃短期支教模式打造成為一個連鎖體系，從模式到內涵，構建統一的、標準化的模板，這樣才可被更多的大學生短期支教團隊復制。”董亞寧信心滿滿。（記者 周凱 )